小農社會大大影響

城市規劃委員會現正審議新界東北計畫的發展大綱，令我們知道雖然在香港這個商業為主的社會，政府沒大力支持和保障過本土農業，但在新界東北我們還是能看見一定數量的農地，提供本地農作物；有人問：「為何我們需要農業？」以古為例，一個地方如能自補自足，客觀上就減少了侵略或依賴外地的可能，對政權的穩定極為重要。何況，中國素來以農立國，深耕細作又怎會是不合時宜？

《論語．季氏第十六》
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

古代中國農業概況

中國從很久以前就奠定了以農立國的方向，班固《白虎通》甚至記載：「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，至於神農，人民眾多，禽獸不足。於是神農因天之時，分地之利，制耒耜，教民農作」，信史還未有，神農氏就因沒有五餅二魚的無限糧食，而教導大家定居耕作。現有考據，也證明了中國於新石器時代已有石製的農業生產工具，都是「蒸穀為飯、烹穀為粥」。及後夏禹時代，已有水稻耕種法，上田（高旱的田）與下田（低濕的田）也會按田地的濕乾程度來區分種法；至商代，從甲骨文中我們不難發現大量「禾」字旁的象形字，也足證當時農業之發達、以農為主的源遠歷史。隨着時代推進，農業亦成為朝廷大力推動的產業，如漢代的重農抑商政策、隋唐開鑿運河、宋代關注水利、明代甚至有《農政全書》一書來解拆拆農本、田制、水利等農業專門知識，足見農業絕對是古人的施政方針。孟子一句：「夫仁政，必自經界始，經界不正，井地不鈞，谷祿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史，必慢其經界，經界既正，分田制祿，可坐而定也」（《孟子．滕文公上》），更直接指明了農業在古代，確實是統治階層以至百姓也極為推崇的產業。

封建社會 靠山吃山

然則，為何古人都推崇農業發展？你可能會問為何他們不大力推動商業，甚至是今時今日的服務業、金融、地產業？答案：因為這是封建社會的常態。一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，必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，即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漁、牧、耕田、養蠶等第一產業，加上科技不發達、生產水平低，擁有人口和土地這兩個發展條件，農業怎會不成為最好的人民生計？所以，以農立國，自然成為歷代朝代的治國綱領；何況，農業社會必須定居，而且是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同一地方，這正好幫忙政權維持其內部社會的穩定。

農本精神：鄉土、保守、求均

上文提及歷朝皆推農業文化，亦以其為施政方針，普通百姓重視農耕，知識分子也以歸農為本分，「歸田」二字，一如陶淵明「歸園田居」，甚至成為政治家退隱的術語。在這樣的農業社會，中國人自然就養成一種農民特質──農本精神。首先，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就形成的「定居農村」，這模式直至上世紀末也沒多大變化，農業技術沒有激進的改革（至少沒看見大量運用機械來務農），美其名是安定，實際社會卻缺乏了求變的動力，凸顯了古代中國人純樸平淡而保守的民族特性。另外，這種農業文化，也進一步加深了社會中的鄉土情感；《蛻變中的中國社會》一書，便指出中國農業生產大部分依靠人力，每一戶農家也會投放所有人力、時間去務農，長久而平靜地駐紮在同一處；於是地域上的移動，好像旅行、經商、文化交流等事，竟變成了一種奢侈。終其一生，很多農民可能也沒離開過鄉土，子承父業，一代一代，形成了濃厚的鄉土之情。第三，雖然中國地大，但因為人口等同生產力的關係，農戶大多按農耕須求而生育大量子嗣（何況亦有多子多福的觀念），農業的生業或不足夠滿足人口的增長；面對這情形，便形成農民要求的不再是經濟上的富足，而是「求均」，一如孔子所言：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」（《論語．季氏第十六》）這三種特點，雖然反映了農本精神的保守，卻正如學者所評，絕對是儒家以外影響古代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元素，我們不得不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