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培育文青的大會堂
2022.12.15現在「文藝青年」可以指一些拒絕主流,喜愛流連書店、電影院,鍾愛獨立音樂等等的青年。1962年開幕的香港大會堂,在戰後香港百廢待興的背景下誕生,今年已過了一甲子的壽命,而大會堂的文藝空間和設施正是那一代文藝青年不可多得的聚腳地,正如社會學家呂大樂教授在新書《市民的大會堂》中說到,「大會堂的落成確實是香港文化基礎建設的里程碑」。今期《S-file》順着呂教授的新書,和大家回溯大會堂的歷史,看看到底香港第一代文青是如何煉成的。
文藝活動的起點
無論場地設施,還是政策推廣,大會堂都是普及香港文藝活動的根據地。
現時社會上有不同的文藝活動,除了西九文化區、尖沙嘴香港藝術館和香港文化中心外,還有各區的大會堂,定期舉辦音樂會、舞台劇、展覽等等,活動豐富得應接不暇,而這一切的起點都可以回溯至香港大會堂。
文化基建 有地有人
呂教授在書中序言提到,1962年大會堂啟用之前,要在香港舉辦文藝活動基本上找不到正式、專門的場地。早期藝術家會租借酒店大堂或坊間私人擁有的空間展覽作品,例如友邦行七樓天台花園、勝斯、思豪酒店、聖約翰禮拜堂、書畫匯、宇宙俱樂部等場地。「至於一些表演藝術,則借用香港大學陸佑堂、中學的禮堂,又或者戲院舉辦演出。當時香港文化場地之短缺,可想而知。」而在大會堂公共圖書館成立之前,收藏圖書資料的責任亦主要由民間機構承擔。除了各家大學圖書館外,還有英國文化協會、小童群益會、學海書樓等等。
先有地方,然後能聚集人群,場地和空間是文化推廣的基礎。雖然其時因中國政局不穩,戰後一段期間,大量文化人、作家、藝術家流入香港,民間自然形成濃厚的文藝氣氛;可是,香港缺乏文化場地和設施發展,呂教授引述的1949年香港《年鑑》也有指出這個「文化問題」。由此,香港大會堂作為文化基建,承擔起當時香港文化發展最急欲解決的場地問題。
培養首代香港文藝青年
在過往長久以來被看成「文化沙漠」的香港,到底要有甚麼關鍵條件,才能在這片貧瘠的土壤培養出一班熱愛文藝的青年?即使前文提到戰後香港擁有一批從中國南來的藝術家,一時形成熱熾的文藝氣氛,但他們大多懷抱着各自的文化背景,以過客的心態暫居香港。要轉化這些文化資源,甚至傳承至本地下一代青年,並不是單單擁有硬件設施就可以成功的事。
且引述首任大會堂副經理陳達文在書中提到,對大會堂初期進出場地的來賓的觀察:「男士穿起西裝、結領帶,女士則穿起端裝的旗袍,全是中年人,沒有青年人。」他又提到當時門票價格為十元,約相當於現時的二百多元,並非普羅大眾能輕易負擔的日常活動。雖然有了聚腳地,但要普及藝術尚欠關鍵政策推而廣之。
舊大會堂只限洋人
事實上,第一代香港大會堂(舊香港大會堂)早於1869年啟用,是一座兩層高的傳統歐式建築,後於1933年拆卸,現時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部大樓的所在地。而這座舊大會堂確實主要是洋人的社交場合,華人只能在特定時段使用設施,受到諸多限制,所以舊大會堂在一般市民心目中都是遙不可及,只服務上流人士的文化場所。
新大會堂屬公共空間
有別於此,1962年新大會堂開幕禮當日,時任港督柏立基清晰地說明了新大會堂的定位是「全市之社交及文化活動中心」,而市民大眾「乃此城市之藝術及社交生活之分享者。是以踏入大會堂非若進官府訪仕宦,乃為分享建築物內之一切美好設施。」書中提及,陳達文和首任大會堂經理歐必達(RenaldoOblitas)作為初代掌舵人思考文化政策時,認為要使這句有點官腔的宣言成真,把純屬上流人士的俱樂部變成香港市民的夥伴(partners),就要打破文化活動的階級、年齡、背景之分,培養真正熱愛文藝的下一代。
於是,大會堂早期便着手把藝術普及化,其中一項關鍵措施就是「一元座票」。逢星期日舉辦的「普及音樂會」,降低入場門檻,以低至一元的票價讓一般大眾樂於參與文化活動。
一元座票 普及藝術
書中引述當時《華僑日報》的報道:「由於票價低廉,節目豐富,獲得廣大市民及學生熱烈歡迎。」、「誠為大會堂首次真正平民化之演出。」因為首兩場公開演出全部爆滿,第三場更須改於較大的音樂廳演出,容納更多觀眾。這項措施既惠及普羅大眾,令更多人接觸文藝活動,同時讓本地藝術家得到更多演出機會,提升水平,達到雙贏的局面。大會堂其後分別在1975及1978年進行觀眾調查,兩次的結果均顯示入場觀眾群中,八成人次屬於年輕人(29歲以下),可算是培養出第一代文青,推動了香港文藝發展。
新書簡介政府今年五月二十日刊憲,公布古物事務監督根據《古物及古迹條例》把香港大會堂列入法定古迹名冊,是首幢戰後落成的法定古迹,成為現時同類評級最年輕的一員。因為「年輕」,《市民的大會堂》除了着重歷史外,更加放眼未來,全書收錄八篇不同持份者的訪談,包括首任大會堂副經理陳達文、當代畫家王無邪、電影評論人羅卡、歌劇總監盧景文、建築師馮永基等等,既回憶他們活躍於大會堂的文青年代,也延伸探問大會堂在西九文化區逐漸落成後的定位和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