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文學與語言中的佛文化

佛學哲理與儒、道相結合，與中國歷史及文化息息相關，更是民間信仰的一部分。俗語有云：「家家阿彌陀，戶戶觀世音。」由這簡單的兩句話就可見佛學在民間普及，而無論是文體的開創、技巧的表現、境界的創新、價值觀的凸顯等，佛學對文人思維領域的擴大，都產生既深且廣的影響。適逢明天是佛誕，《S-file》就與大家談談，佛學如何豐富了中國文學與文化。

禪門用語早成民間用語

看一個地方的文化，必先從語言入手。不論各位有沒有宗教信仰，其實中文早已融合不少佛教用語，因為佛理傳入民間，漸漸影響着百姓，部分佛門用字也因而成為社會大眾的日常用語，流傳至今。例如：四大皆空、水中撈月、因果報應、善有善報等，有些我們日常慣用的辭彙，都是隨着佛教傳入中國後，慢慢演變出來的。比如以下兩個字就與佛語有很大關係：

一提到「魔」字，大家會想到甚麼？其實，中文本無「魔」字。「魔」是梵語「魔羅」的音譯簡稱，意為殺者、障礙。隨着佛教的流行，「魔」字逐漸深入民間文化當中，其意義也漸漸產生變化。

「魔」本意為障礙善法的力量，後引申為邪惡的代稱。古人將佛教文化「魔」與漢文化中「人死為鬼」的概念聯繫起來，而有「魔鬼」一詞。

至於「劫」字，原意為以力量脅迫他人，比如趁火打劫、劫持人質等。佛教傳入中原後，「劫」字也作為梵語「劫簸」的中譯略稱。「劫簸」是印度的時間單位。在佛教宇宙觀中，世界是由生成到壞滅，從滅盡到新生，循環往復，無始無終。而這個由生至滅的過程，中間所經歷的時間，即為「大劫」。

「劫」字的意涵，也由「時間單位」，逐漸轉變成代表「災厄」之意，衍生出如「浩劫」、「劫難」、「劫數難逃」、「劫後餘生」等詞句。

古代佛系文青代表

事實上，自隋唐而下，不少文人都是熟諳佛學，與佛教有密切關係，其文學作品所流露出的傳統思想已經與佛學融合。佛學義理的精妙、佛經吟唱之語法的綺麗，自然薰染了文人的文思和筆法。而唐代是我國詩歌的黃金時代，唐詩和禪宗的興起亦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唐代著名詩人以禪入詩

唐代著名詩人如白居易、王維、杜甫等，就常與禪師往來，談禪論道，受禪師們的
潛移默化，以詩表達禪理、禪趣。以禪入詩，是唐詩的其中一個特色。其中，王維是唐代文人與佛教關係最密切的代表人物。他自號「摩詰居士」，後世則稱他為「詩佛」，其作品〈鹿柴〉：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，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便是寫靜以表現無常寂寞的心境。蘇軾評價道：「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除了其精通佛理之外，還有遠離塵俗，淡遠自見，這大概就是佛系文人所追求的心靈最後歸宿。而孟浩然、柳宗元等，其詩歌也與佛理相融和，達到以文學弘揚佛法之功。

宋代蘇東坡心中有佛

說起佛系文人，蘇軾也是當中代表人物。蘇軾自命為「居士」，自稱「洗心歸佛
祖」。他的禪話獲收入禪門語錄，他本人也給看作是臨濟宗黃龍派慧南弟子東林常總的法嗣。自貶謫黃州，蘇軾開始深受佛家影響，終以佛家思想貫通儒、道，能夠博辯無礙。其後蘇軾被一貶再貶，惠州安置。南遷路上，他拜謁了當年禪宗六祖慧能光大禪宗的曹溪南華寺，寫下〈南華寺〉。詩中「本來面」、「飲水自知」、「指月無眩」都是禪門語。獲佛教界尊稱為「樸老」的趙樸初曾為南華寺手書此詩，並在款識中寫道：「公作此詩時，殆已了悟前世因緣，故其詩動人，絕非口頭禪語。」

文學史中處處見佛理

中國近代白話文學家梁啟超說：「我國近代的純文學，若小說歌曲，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字有密切關係。」佛學思想，尤其是禪宗在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，影響極大。

中國自漢魏以來，散文和韻文日漸駢麗；佛經卻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出現於世，經典或以長行、重頌、譬喻宣揚佛法，或純以諷誦傳播教義，這種新文體深深地影響了以後的文學發展。比方佛教的《維摩詰經》、《百喻經》等，鼓舞了中國晉、唐小說的創作；佛教的俗講開示與經變文，對後來的說書、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，有一定的啟發作用；禪宗語錄不僅為宋明理學家所倣效，也影響到後來的民間文學創作。

以文學作品為例，小說《紅樓夢》在整個故事都穿插這一僧一道這兩個形象，而且裏面也經常表達出來一個色空觀念，其實就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；《西遊記》大量的人物和故事直接取材於佛經；其他像《老殘遊記》、《三言二拍》、《聊齋志異》等古典文學作品，都是直接、或是穿插講述佛教故事，其思想或說明佛學的因果輪迴，或宣揚出世解脫等等，這也是佛教的根本思想。

東漢流傳 隋唐廣傳

佛教起源於印度，創始人是釋迦牟尼，而佛教最早傳入中原地區的記載，可見《三
國志˙卷三十˙東夷傳》「天竺有神人，名沙律。昔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《浮屠經》曰復立者其人也。」可是，佛教在中國民間得以流傳，應該是始於東漢。明帝夜夢金人，有大臣說是天竺國的佛陀，於是派遣使者去天竺國迎請佛法，自此在民間廣泛傳播。

自魏晉玄學興而文風頹廢，這時期佛學這一外來思想，與魏晉玄學相通的教義，使得佛學具有落地發芽的先天條件，中國文人也不知不覺受到佛理薰陶。自此而始，佛學因盛唐而一度繁榮發展，唐王朝寬鬆的宗教政策和包容的文化環境，滋潤灌溉着中國佛學發展的土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