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仨

     《我們仨》的作者楊絳先生走了，與錢鍾書先生、錢瑗女士在天國相聚。

     「被錢鍾書稱為『最賢的妻，最才的女』的中國作家、翻譯家楊絳昨天去世，享壽104歲。一代才人夫婦的篇章，翻完了最後一頁。」李怡先生於2016年5月26日，用了幾句話勾畫出才德兼備的錢鍾書夫人。

      楊絳（1911-2016）原名季康，小名阿季，楊絳（Jiàng）是筆名（取季Ji+康的ɑng韻）。在眾多的軼事中，小時候，她特別喜歡讀書，中英文的書都拿來啃（kěn）。一次父親問她：「阿季，三天不讓你看書，你怎麼樣？」她說：「不好過。」父親接着說：「一星期不讓你看呢？」回答說：「一星期都白活了。」楊絳先生從小喜愛閱讀，通過博覽群書，成為錢鍾書先生口中稱許的「最才的女」。

      民國才女離世，海內外中文媒體都有報道。有的用「夫人」，有的用「遺孀」，有的直呼其名，不帶稱謂，更多用「先生」，表示她「德高望重」。至於離世，多用委婉的說法「走了」、「別矣」等等。畢竟，死亡是個忌諱，死亡是中外語言的禁區，得改個說法才行。表示去世，粵語婉詞說：過身、過世。

     「享壽」、「享年」都表示死者存活的歲數，漢代的時候，書面語言已經流通「享年」一詞。從前，人們的平均壽命較短，古人眼中要是能活到七十，已是「古稀」之年，與今香港人的長壽高齡不可同日而語（男性平均81歲，女性平均87歲）。遠古時代不說，150年前，全球人均壽命才40歲；現在，人均壽命男性70歲，女性74歲。古時候，習慣上稱卒（zú）年60以上者為「享壽」（福壽綿長之意），不滿60者稱「享年」，30以下者稱「得年」。敬稱人死之年在30以下者的「得年」，現在少用，例如：他才得年二十有七，真是天妒英才。與「長壽」相反，未成年而離開世界，用「夭折」一詞，嬰幼兒體弱多病，因病患離世，多用夭折。泰皇離世，泰國舉國哀悼。泰國《世界日報》報道說，泰皇駕崩，享壽88歲。表示人去世時的年齡，經常用到「終年」。「終年」是一般用法，而現代漢語「享年」則是個敬詞（含恭敬意味的用語），多用於老年人。指稱百歲人瑞楊絳先生，夠得上用「享年」或「享壽」。

死亡忌諱 用詞委婉
      港人65歲，位居「長者」之列（新加坡用「樂齡人士」、「樂齡族」），與「老年人」相比，「長者」多了崇敬之情。國際上，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辭世，享年93歲。在香港，人稱「彤叔」（鄭裕彤先生）辭世，享年91歲。鄧麗君曾經說過：「沒有莊奴就沒有鄧麗君。」如今，「詞壇泰斗」莊奴先生辭世，享年95歲。人們通過〈綠島小夜曲〉、〈甜蜜蜜〉、〈小城故事〉的樂韻，緬懷故人。對高齡人士，訃聞用「積閏享壽」（一般加3歲）；對教徒，則慣用「主懷安息在世寄居一百零一載」之類的用語。在華文世界中，紅白二事，注重禮儀細節，字詞運用得體，講究身分合宜。可以說，中華文化的精妙，都反映在字詞的細節中。

     「我們」和「咱們」有甚麼區別？稱說話人（我、我們）和聽話人（你、你們）雙方，可用「咱們」（zánmen），例如：他今天上午看咱們來了。「咱家六口人」表示我的家有六口人，「咱家」是個口語詞。說「咱倆一塊兒去吧」，稱說話人（我）和聽話人（你）兩個人，意味着其他人不去。

     高齡96歲的楊絳先生寫了《走到人生邊上》（2007），前言中說，我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邊緣上，再往前去，就是「走了」、「去了」、「不在了」、「沒有了」⋯⋯我正站在人生的邊緣邊緣上，向後看看，也向前看看。向後看，我已經活了一輩子，人生一世，為的是甚麼呢？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。

      探索人生的價值，生與死是一個歷久常新的哲學課題。《我們仨》有這樣一段深情的剖白，很值得細細品味：我卻覺得我這一生並不空虛，我活得很充實，也很有意思，因為有我們仨。也可說：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。因為是我們仨。

      楊絳先生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上，人間再無「我們仨」。楊絳先生逝世，民國的星空長廊，最後的一盞燈熄滅了（陶傑語）。

知識窗
      普通話把三個人說成「仨」（sā），把兩個人說成「倆」（liǎ）（咱們倆一起走吧），用了「倆」，後面不需要帶「個」或「人」。偶爾我們收到結婚邀請卡，上面寫着：「我倆情投意合，謹訂於2月14日假沙田浸信會舉行結婚典禮。」「新婚燕（宴）爾」是常用的祝福語，祝賀「新人」家庭幸福，喜樂盈盈。人世間，夫妻倆白頭到老，是極大的福分！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倆，比如，錢鍾書與楊絳共諧連理63年，普通話說「老兩口」（「兩」不要誤寫作「倆」）；指稱青年夫妻，則說「小兩口」（或兩口子、兩口兒，也說小夫妻）。指稱老年夫婦的一方，說「老伴兒」。指年輕的已婚女子，說「小媳婦」。

文：林建平(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