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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吾參考書--《來生要做日本人》

2015.10.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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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「日本達人」健吾最近出版了一本《來生要做日本人》,一語道破「哈日族」心聲,內文卻三番四次潑人冷水,話你知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來生要做香港人或日本人,沒有投胎教科書指點迷津;幸好尚有「健吾參考書」幫忙震盪腦袋,汝若智者,或許便能從字裏行間悟出活好今生之道。

複雜的日本魅力
      看健吾面書,三兩天就出現一次「#健吾去日本」,能讓他如此死心塌地的紅太陽,除了拉麵,到底還有甚麼魅力?「你有無聽過《風和太陽》的故事?」健吾並無直接回答,反倒問了一個問題。「那故事的寓意是:人要因應不同的情況做不同的事。當中可怕的地方是風和太陽其實都只可以做自己懂得做的事,而日本就好懂得去令人自願地做他們被要求做到的事。」
      《來生要做日本人》書中一篇〈說女子力〉,就提到日本女性必須要做一個「很女人的女人」,明明制度上職業女性已受保障,但文化上女性依然要擔當相夫教子的角色──而她們又真的很樂意付鈔上課提升「女子力」,諸如此類的事多得很,大家亦習之為常,不以為然。「我讀人類學,一直都在研究日本的社會肌理何以如此,例如一個民主社會,為何最終仍會投票給安倍晉三的呢?」聽來聽去,只覺健吾在數日本不是,他馬上澄清:「不,這正正就是日本的魅力!這種複雜性非常好看!」笑聲止住之後,他補充一句:「而我旁觀緊囉。」

今世仍做香港人
      健吾笑說:「如果我成為了日本人,生活應該比現在簡單得多。找一份穩定的工作,做自己想做的事,可能會變成躲於山中做陶瓷的大叔吧。」不過這世上沒有如果,今生今世,在香港與日本之間,健吾選擇留在香港,拋棄了那遙遠的山區陶瓷夢。移民哪有這麼簡單?「八十六歲的爸爸今年離開人世,家人都在香港,怎能輕易說離開就離開,說去日本就去日本?」
      除了家人,與朋友的分離亦讓他肚裏躊躇。「人大了,很難再有朋友可以讓我毫無保留地暢所欲言。我們這行業,有些人說跟你做朋友,其實只是想你為他免費做事:幫忙寫文介紹、幫忙安排電台節目之類。」日行一善其實無妨,問題是有的東西其實未夠水準,健吾叫他們先改進一下再作介紹,就被批評「你咁都唔幫朋友!」,他無奈指「我真的好怕這種『朋友』。」幸好,扮熟「呃飯食」的人雖多,但真心的老朋友也有不少,閒來無事聚在一起把酒言歡,也許比一個人在九州吃拉麵更吸引吧。雖然說了半天家人、朋友如何影響健吾人生中的重要決定,不過他笑指:「又不必講到這樣偉大,說我為他們留低!」現實來說,健吾衡量過各種發展方向,外國人在日本工作始終不會有很好的發展機遇,「所以我最終決定留在香港,找屬於自己的路。」

聯合國靈魂大雜燴
      想知自己是香港人或日本人,驗DNA便一目了然。但骨子裏住着香港魂或日本魂,就不是這麼容易弄清楚了。「我覺得自己的cultural identity(文化認同)好複雜。我會好小心地處理自己的感情關係,認真拍拖時會好在乎對方,但玩的時候也有玩的一面,這種行為『好不香港』。」沒錯,在香港,談戀愛的對象理論上就是結婚的對象,「玩玩下」的人會被批評「花心」、「玩弄對方感情」;日本則有「純粹交往,不一定結婚」的概念,「在這方面來說,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日本人。」健吾工作時亦表現出日本人的一面:「我好守時,工作時相對含蓄,這些都是日本人的特質」;但對於一些條文和規定,健吾一定會白紙黑字,講清講楚:「日本人的合約精神比較弱,這方面我比較似英國人。」港、日、英大雜燴,也許就是這種聯合國的文化認同,才煉出了這麼一個眼光獨到,明明身在水深火熱之中,卻又永遠旁觀者清的時評作家吧 。

無「父幹」便靠苦幹
      既是電台主持,亦是大學講師,出了三十四本書,每星期於各大專欄都見到健吾身影⋯⋯「百足咁多爪」的健吾如此勤奮,與其家庭環境不無關係。「我爸爸是個裁縫,後來製衣業沒落,生意做不住,我們舉家便搬到青衣的廉租屋居住。我不敢說自己生活十分匱乏,但我絕對不是『Daddy送我去遊學』那種學生。」曾經在專欄寫道:「中產、美好、富裕、品味,都是我家庭不能給予我的。」為了這些「身外物」,健吾靠自己雙手努力賺來,而推動他發憤圖強的原因,尚有另外一個:「我長得不好看。」
      時間回到1999年,健吾尚未成名之時,曾經被一位編輯話過:「你樣子又唔得,你啲嘢又唔得,我為何要捧你?你又不像王貽興般靚仔!」帶刃之言句句刺到入心,健吾冷靜地說:「是事實。」從此他明白了一個道理:「在香港,有外形的人條路好明顯易走得多。」不過王貽興有幾多個?健吾有點猶豫,是否要對學生說出這殘酷的事實:「或者同學仔都應該要知,如果你無一個好有錢的父親去替你製造機會,而你又不是十分靚仔,你就必定要好努力,踏踏實實地去『𡁻』去『劈』,令自己變成一個別人不可以無視你的人。」今天,面書上「#來生要做日本人」的hashtag觸及了四百萬人次,此書賣到第五版,加印再加印,勢不可擋。可能仍然有人不喜歡他的文章,但無人再可以無視健吾。王貽興只得一個,但如果我們加把勁再加把勁,或者有機會成為下一個健吾呢?

作家要娛樂大家
      寫一篇文只賺得一千五百,如果純粹為了身外物而努力,健吾不會如此努力筆耕吧。「我不會好清高地說:『因為我熱愛寫作,所以我寫文章。』如果不需要讀者,我寫落Word,save低就可以了。我寫文章因為尚有讀者;尚有人覺得值得看,我就會寫下去。」很多做教育、寫時評的人都期望自己能夠改變社會,哪怕只有一點點。健吾卻說自己只是一件娛樂工具:「近年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娛樂人物,例如劉馬車、娃娃舜等等,作家當然亦是其中一件被用作娛樂的工具。」健吾指自己一開始寫專欄時,已經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娛樂大家,無論是《The New Yorker》那種讓讀者吸收了新知識而被啟蒙的快感,還是看到陶傑一針見血地道破世情的苦澀,都是一種娛樂。「其實這種娛樂帶有教育的功效,但文字有它自己的生命,它傳出去後讀者如何接收,可能與作者的原意是兩回事。」
      健吾以其電台工作為例,過去十多年來,商台的時評節目都在娛樂聽眾,「你鬧啦鬧啦!聽落好過癮!」不過普遍聽眾都將娛樂那部分無限放大,對教育的部分視而不見,「結果投票的意義是甚麼,代議士是甚麼,市民不會關心。」如同佛家「共業」的概念一樣,健吾相信文章最後的意思應該由讀者負責完成,「所以我不會慷慨陳詞地說作家可以改變世界。如果有一小撮人覺得我的文章令他有一點快樂、一點感觸、一點點喜怒哀樂驚的情緒反應,我覺得自己已經『做咗嘢』,至於娛樂過後讀者是否懂得反思,就由他們自己去選擇了。」

問題答案 書外尋
      雖說文章有教育作用,健吾的文章卻不是一本教科書,而是參考書。「我不是說明書,我只能提供自己的說法,至於讀者要怎樣做就由他們自己決定。」健吾說,他收得最多讀者、網友給他的評價是:「雖然我唔係樣樣嘢都認同你,但我覺得你的說話有意思」,這點健吾覺得非常重要:「如果你每一樣都認同我,香港不會有進步。」他指自己的文章,與其電台節目性質一樣:「選舉節目不可以教人投票,只能告訴大家社會的實態;選舉的意義在於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議士,那大家是否應該自己去想下呢?事實上我理得你,那票又不是我的!」
      看《來生要做日本人》,不難發現健吾很喜歡在剖析社會問題之後寫出類似對白:「再說下去,就令人神傷了,還是玩樂一下吧。」令讀者一片茫然。更有讀者跟健吾說:「看完你的書令我覺得好迷茫。以前我買書是需要一個答案,但現在我卻有更多問題想問。」也許哲學的核心就是以更多的問題去了解問題的核心,懂得問就證明你向問題核心又邁向了一步,至於答案,就要靠大家自己找尋了。

文:karugar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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