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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人.武士 行行重行行 鍾文音 2014.12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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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當作家,對生於台灣的鍾文音而言,不是一個夢想,而是用無數紙筆,一撇一劃寫出來的人生。她曾留學紐約,有十多年穿梭不同國家旅遊,生活。有人羨慕她,她卻道,不過是個人的選擇。一路走來所承受的孤獨,是別人無法看見的。「有時候午夜夢迴 ,突然覺得怎麼不去做你喜歡的,那個聲音,會干擾你一輩子。」所以她忠於自己,一直堅持做喜歡的事。

鍾文音 profile
      台灣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畢業,曾赴紐約視覺藝術聯盟學習油畫創作兩年。現職創作及寫作班導師,作品以小說和散文為主,同時亦擅長攝影,周遊世界多年。曾獲中時、聯合報、世界華文小說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吳三連文學獎等多項重要文學獎。2011年出版百萬字鉅作:台灣島嶼三部曲《豔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、《傷歌行》,備受矚目與好評,並已出版簡體版、日文版及英文版。最新作品《憂傷向誰傾訴》是以作者與詩人普拉斯,作家吳爾芙對話的形式,書寫她們的生命。

 

無聲人的生命故事

      文字,是觀照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,鍾文音知道自己的鏡子特別清澈,她就一直拿着鏡子,細照社會上每個小人物。那些平日隱藏在社會底層的生命,被忽略的人,一個個,在她的筆下說他們故事。「一開始寫作,是想要探看自己生命的存在,為過去的歷史,和個人的生命史,打一場勝戰。因為人不可能重返過去,所以只能借文字回到過去,去書寫那些無聲的聲音。」她的家族紮根純樸的台灣南部,大異於北部的繁榮與文明,講台語的南部人,知識水平不高,成為了無聲的,被粗鄙化的一群人。

     這一群走在台灣歷史時代洪流裏的人,無奈的被扯進無語的漩渦裏,鍾文音的媽媽就是一個典型例子。「上一代在日治時期受日本教育,二戰後台灣歸國民黨管治,要學國語,不然就看不懂電視。但戰後的台灣陷入了漫長混亂的政權交替階段,我媽媽是老大,要照顧弟妹,就沒有辦法受教育。」因為聽不懂電視的聲音,看不懂報紙,鍾媽媽根本無法表達自己。無法使用語言的痛苦,作為女兒的鍾文音最清楚。她第一篇得獎作品〈我的天可汗〉,就是把媽媽比喻為古代外族的王「天可汗」,她是媽媽的子民,每天向她報告社會發生的大小事。散文得獎以後,鍾文音就發現了原來可以替往事打勝仗。這群無聲的人就可以借她的文字,讓大家體會過去台灣的一段歷史。所以她的眼光一直停在邊緣化的人身上,如台南的人,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需要文學。

尊重故事 毋忘初衷
      得獎甚多,鍾文音對寫作始終保持一顆初心,尊重故事本身的力量。「我覺得文學不應該背負一些意識形態,因為故事本身是最動人的,如果用意識去包裝就會變得不美了。」她書寫台灣有兩大類,一類是台灣的小村落,一類是她在台北市受教育和一切關於成長、動盪、愛情的經驗。無論寫甚麼,她都只專注人物故事本身,而不會為了渲染意識形態,把思想強加在人物身上。在人物的生命身上讀到甚麼,都是讀者的事。「好的小說本身就具有各種的路徑可以進入,而不是單一的只有一條路。有些人會讀到了女性的哀愁,有些人讀到愛情的思路,有人讀到土地的崩壞,讀者可以讀到小說不同的面相。」

      像她三部曲作品中,有個故事寫一個村落智障的孩子,聽到爆炸的聲音,以為是在開嘉年華會,其實那是石化工業傳出的聲音。村民之所以有智障的人,是因為喝了太多有毒的工業廢水。故事當中的隱喻是甚麼,就由讀者自己找出答案。

框內的照片 框外的文字
      走訪世界各地一段悠長的時間,除了文字外,用相機拍攝也是鍾文音表達自己的一種方法。讀她的文字也像看一齣電影,一張張照片,這是源於她充滿藝術性的背景。「年輕的時候覺得紐約對我影響很大,在那邊學了藝術,把我視野打開了,紐約對我來說,是一個啟蒙地。」寫作時,她注意到的,是照片框外的人生,想像沒有被拍進去的地方,這地方就是小說的開始。拍攝時,則只關注框內的畫面,想有甚麼是框內可以被表達的。
      鍾文音的文字,是由關心母親、到台北城市與愛情、旅行書寫,離開家鄉愈遠愈久,反而會突然關心故里,所以愈成熟,她愈想到跟故里歷史有相似點的地方。「像南非,白人黑人之間種族隔離的歷史很複雜,可以刺激我很多的思考。我也喜歡到日本,因為我祖父一輩都會說日語,寫台灣的歷史,就要常去日本考察。」年輕人以為寫作都是想像和虛構,但其實虛構是建基於現實。深入現實生活經驗,虛構的部分才會更深入。所以除了想像,寫作更需要有考察精神。

作家柔軟的武士精神
      我們每個人都會寫文字,卻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作家。有些人可能有心想要寫,卻始終動不了筆。作家,其實有一種特殊的人格特徵。「作家會想要表達自己,因為不想表達,文字就像被關在抽屜裏。然後要有意志力,最後是才華。」她筆耕多年,得出的經驗是意志力比才華更重要。版稅收入低,她要忙於賺錢養活自己,常常要去教課或評審,就只能用零碎的時間來寫作,一直被現實生活吞噬。「一直在現實與寫作間來來回回,像水燒了又冷了,燒了又冷了,十多年就那樣過去。沒有強悍意志力,是撐不下去的。」但有寫作的能力,是生命的餽贈,而且是自己喜歡的事,不該輕易丟掉,反正無論做甚麼工作,理想跟現實的拉鋸都一定存在。

      作為一個有豐富經驗的旅人,即使生活在故鄉,她始終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旅人。「有人說住在一個城市久了就跟聾子瞎子一樣,因為你已經習慣了一切,但寫作是要陌生化,要有敏銳的觀察力。同時應該有一種武士般的格鬥精神,和一顆柔軟的心。」之所以說要像武士,是因為寫作,要有勇氣無視大眾的眼光。「寫作是一件孤獨的事,要先回到本我,不然會走不長。寫作不是為了獎賞,也不是為了被看見,而是用文字去釐清生命,不同的出發點會影響以後寫作的格局和魅力。」

每個撐傘人 都是莊嚴的生命
      張愛玲是鍾文音最喜歡的作家之一,可是讀她的作品,一點張的味道都沒有,因為文學應該是獨特的。「作品要對自己有意思,才會對別人也有意義。寫作不應該學習作家的文字風格,而要學習他們如何看世界,像張愛玲如何看愛情,小說的結構等。」她受浸會大學邀請來港一個月,正是「雨傘運動」如火如荼之時,她直言港人捍衛民主的精神令她感動。「香港給我的刻板印象就只有經濟,這次年輕人不再沉默,他們知道自己的生命,是需要爭取的。」

       她認為社運和寫作的關係,無法分割,文學是一種藝術的方式,用文字來表達個體獨特的覺知,社會運動則是用身體表達自己。「我覺得個體的生命是很莊嚴的,因為中國人講求集體經驗,如果長得太獨特,就會讓人害怕。所以願意站出來就已經很莊嚴了,因為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沉默,或者安逸。」在文學被小眾化邊緣化的情況下,她跟我們的心情相同。不論環境如何,都希望個體生命的紀錄,可以分享給每個獨特的人,讓他們看見文學。

 

 

文:Andre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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